石油战略首先应该是节约、加强替代、适量引进。
这说明,即便在国家有出口配额管制的前提条件下,国内企业的煤炭出口冲动也相当大。另一方面,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源储备支撑,我们的资源理应留给自己用。
2010年,中国煤炭需求缺口大约为1亿吨,而到2020年缺口将达4亿吨。资源型初级产品在中国出口产品中占主导地位,其中石油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,煤炭、黑色金属、有色金属等资源也都在出口排行榜上名列前茅。中国此次与日本签定的煤炭出口合同并不是一个小数目。但是,创汇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中国一边又在进口煤炭,今年前6个月,中国从越南、印尼、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煤炭8109万吨,比去年同期增长70.6%。
中国计划把与日本的电煤长期供应合同从2011年4月份起延长五年。有关数据显示,1吨原煤支撑着7000元国内生产总值。在与污染战斗的10多年间,似乎每轮战斗后,还站在治污的起点上。
环保罚单威慑力多大?如果从成本与产出角度来讲,污染企业每年黑色利润远远高于那份最高不过百万元的环保罚单,试图通过环保罚单让企业及时收手的努力无疑是隔靴挠痒。部分煤矿风机噪声严重超标。要GDP又要环保,如果没有机制上的调整,权衡之下,官员肯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。据说,当时的府谷,不少居民晨练时都戴着口罩。
早在2003年以前,神府就多次进行环保专项整治和五小企业清理整顿,但由于其县域经济结构仍然是以高耗能产业为主,能耗高,污染物排放量大。二,对煤矸石、弃渣处置不规范,未按环保要求进行分类整理和覆土碾压。
其中的症结在于,尚未将环境指标真正纳入官员考核机制。当时,高耗能、重污染、浪费资源的小火电、小电石、小炼焦、小铁合金等五小企业,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,加之急功近利的粗放型开采方式,致使围绕在村庄周围和田间的河水不再清澈,大量的黑烟和刺鼻的气味弥漫天空,尤其是煤炭储量极其丰富的神木、府谷两县,更是如此。不过,与污染企业的斗争一直在两地持续进行。所以,政府再三令五申地要严惩污染企业,煤老板仍敢于以身试法。
一位高庄村民麻木地望着河道上的煤泥。大部分煤矿没有制定生态恢复方案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。如果算笔账,像典型环境污染事件,环保部门一次最高罚款不超5万元,而化工企业停用几天脱硫设备,就有可能省下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。这里煤灰尘不稀奇,鼻子每天起码要吸进二两,还有这长期排放的黑水,没办法,平时我们就得用它浇地。
陕北煤企在发展初期,由于缺乏环保意识,一味地追求利益,久而久之,在利益与环保之间,多选择前者,而忽略甚至放弃后者。煤城经济污染效应10多年前,随着榆林能源开发第一声号角吹响,榆林市部分富集煤炭、石油等资源的县区开始活跃起来。
像山西省太原一个电厂,领导人由于没有完成减排任务,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好,被免除职务。三,煤炭环境综合整治进展缓慢,清洁文明矿井建成率较低。
煤炭开发区煤矸石乱堆乱放侵占河道,堆煤场扬尘污染,矿区粉尘弥漫。8月出炉的2009年全国百强县,神木、府谷这两位榆林经济的领跑者又摘得桂冠,更显风光无限。不过,仅仅这种粗线条的调整方式——取缔、关闭,并没有让神府走上可持续发展的环保之路。对于发展中的能源城市神木、府谷,经济增长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必然靠第二产业来带动,而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是污染最重的行业,依靠第二产业的增长就意味着这种高发、高危、有毒、高害的污染源更多。恰恰在此时,榆林市环保局却对两县抽查中1/3存在严重环境污染的煤矿,开出共计400多万元的环保罚单。有好多外地人不愿到府谷,本地人则想方设法调离府谷。
在神木县高庄一煤矿,道路两边的农作物盖上一层厚厚的煤灰,在距离煤矿下方数十米的一条河沟里,也由于煤矿长期排污,使河道里沉淀着一层厚黑的煤泥,散发着逼人的恶臭。其实,2006年以来,榆林在污染治理方面也有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,先后制定出台了《榆林市产业结构调整意见》、《榆林市十一五节能降耗污染减排规划》、《推进节约型社会、发展循环济的考核办法》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。
还有人把一首经典府谷民歌的歌词 大摇大摆大路上来,你把那白脸脸掉过来,改唱为你把那灰脸脸掉过来。一位神木县政府工作人员打趣地说。
榆林环保局一工作人员感叹道。巨额暴利并没有成就一些企业主的 高瞻远瞩:把煤炭环保培育成新利润增长点。
产业优化升级相当于那些老板们的二次创业,成本太高,投入上千万元,长时间看不到高收益,很多企业主不能接受三,煤炭环境综合整治进展缓慢,清洁文明矿井建成率较低。一位高庄村民麻木地望着河道上的煤泥。对于发展中的能源城市神木、府谷,经济增长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必然靠第二产业来带动,而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是污染最重的行业,依靠第二产业的增长就意味着这种高发、高危、有毒、高害的污染源更多。
一位名叫李松林的网友提出。其实,大家的厂子都一样,时停时用除尘设备。
可见,问责罚单的开出相当迫切。在基层,环保部门的处境尤其尴尬,由于隶属于各级地方政府,财权和人事任免权均不独立,由此导致一些地区环保部门审批项目时 站得住的顶不住,顶得住的站不住。
而环境指标不纳入官员考核制度,便不能杜绝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短平快的政绩,和一些追求暴利的企业结合起来,大上、快上煤电、化工、钢铁等重化工项目。在神木孙家岔镇,笔者看到,从早到晚,拉煤车川流不息,整座小镇弥漫着灰尘,这是去年下半年经济复苏、煤价飞涨后给小镇带来的繁荣与焦虑,这背后也隐藏着私营煤矿的惊人暴利。
二,对煤矸石、弃渣处置不规范,未按环保要求进行分类整理和覆土碾压。不过,此举在其它省市已有行动,河北省石家庄市对一个县的主管县长进行了处罚,停止了该县长其他方面的工作,要他全力以赴地抓环境保护,如果再完成得不好,就要免职。恰恰在此时,榆林市环保局却对两县抽查中1/3存在严重环境污染的煤矿,开出共计400多万元的环保罚单。有好多外地人不愿到府谷,本地人则想方设法调离府谷。
8月出炉的2009年全国百强县,神木、府谷这两位榆林经济的领跑者又摘得桂冠,更显风光无限。如果算笔账,像典型环境污染事件,环保部门一次最高罚款不超5万元,而化工企业停用几天脱硫设备,就有可能省下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。
不过,与污染企业的斗争一直在两地持续进行。违法成本低,守法成本高,高污染企业一有机会就可能死灰复燃。
国家环保总局一位官员曾提出。调整,不是两三天事实上,按照国际已有经验即著名库兹涅茨曲线,人均GDP5000~10000美元之间,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会出现拐点,进入同步发展的良性状态,而人均 GDP已经远超10000美元的神木、府谷,为何仍徘徊于发展和环境的原始悖论中?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提出:污染源总量一定会伴随着经济发展加速而不断增大,产业结构不改,环境灾难依旧。